战略定位前所未有 体制改革清除障碍
战略转折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选择
在深刻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，一个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，必须既有高远清晰的战略定位，又要有刀刃向内的体制改革勇气。战略定位前所未有 体制改革清除障碍，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当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走向纵深的关键逻辑。前者回答“向何处去”的根本方向问题，后者着力解决“怎样到达”的体制机制问题。当发展阶段发生跃迁、内外环境加速重构，只有把战略顶层设计和体制深层变革打通，才能让宏伟蓝图落在现实大地上。
前所未有的战略定位来源何处
所谓“前所未有”，并非简单的语气强化，而是基于发展方位与目标内涵的实质性变化。当前我国战略定位的突出特征，集中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发展坐标的历史跨度更长 不再局限于一个五年规划或若干个发展阶段，而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来谋划国家前途。二是国际比较的标尺更高 不再满足于“跟跑”“并跑”，而是在若干关键领域谋求“领跑”，强调在全球治理、科技创新、制度供给等层面提升话语权与塑造力。三是价值追求的维度更广 将高质量发展、安全底线、公平正义、绿色转型、文化自信等多重目标统筹起来，形成多目标协同的综合战略定位。
这种战略定位之所以“前所未有”，也体现在理念与路径的统一上。一方面，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总牵引，明确了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；又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，将安全发展作为底线要求，将改革开放作为根本动力，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，形成目标清晰、结构立体的战略矩阵。这种矩阵式定位，为各领域政策提供了坐标系，要求一切改革与建设，都要服从服务于国家长远战略。
体制改革为何成为最大的变量与红利
当战略定位愈发清晰，体制机制的不适配就越会显形。很多时候，发展不是因为战略不明，而是因为制度堵点太多、体制障碍太重。“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，实质上是在为战略实施扫清道路，让顶层设计从“纸面蓝图”变成“现实图景”。改革本身已从增量扩张时代的锦上添花，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雪中送炭 不改则滞，不破难立。
体制障碍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资源配置机制仍有行政化、碎片化痼疾 资本、土地、数据等关键要素在不同地区、不同部门之间难以高效流动，降低了整体效率。二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够精准 一些领域“干多干少一个样”“改革有风险 不作为最安全”的隐性逻辑依然存在，扭曲了干部与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。三是治理体系的协同性不足 条块分割、部门壁垒、信息孤岛等现象，使得关乎国家战略的大工程、大项目在落地过程中遭遇多重摩擦。只有把这些障碍逐项拆除，战略定位才能从“方向正确”走向“落地有力”。
从战略愿景到政策落实的关键桥梁
在现实治理中，战略往往先行一步，而体制改革则是补齐“最后一公里”的桥梁。没有体制上的“硬联通”，再宏伟的愿景都可能停留在文件与讲稿之中。要让战略定位真正发挥牵引作用，核心在于通过改革重塑权责边界与运行规则 做到权力清单更加清晰、职责分工更加合理、监管边界更加明晰、市场主体更加有获得感。
例如，在推动科技自立自强这一重大战略任务中，若没有科研管理体制的深刻变革，仅靠增加投入难以带来质的飞跃。近年来对科研项目“破四唯” 即不唯论文 不唯职称 不唯学历 不唯奖项 对经费管理“松绑+监管”并举，实质上就是典型的体制改革清除障碍。通过优化评价机制、加强长期稳定支持、允许科研人员合理享有职务科技成果收益，把原本分散、短期、碎片化的资源配置方式，转为更符合创新规律的“稳定支持+竞争配置”组合，从而将“科技强国”的战略定位变成可执行、可考核的现实路径。
案例透视 战略定位如何倒逼体制变革
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例，这一国家战略的核心在于打破行政区划限制，实现要素高效流动与产业协同布局。早期实践中，战略共识相对充分，但在具体推进时，区域间往往面临税源竞争、项目抢夺、标准不一等问题。如果沿用传统的封闭式管理与各自为战的考核方式，再宏大的区域一体化战略也难免流于形式。为此，长三角在体制机制上做出一系列突破 性的探索 区域共建公共数据平台 建立跨省市的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 推进交通一体化项目的共投共建 通过统一标准 共享信息 协调考核等方式 将分散利益纳入共同的战略框架中。可以看到，是体制创新让一体化战略真正落地，反过来也用实践证明了“战略定位要靠体制改革托举”的逻辑。
再如“双碳”目标的战略定位，要求在特定时间窗口内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。这一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环境治理问题，而是涉及能源结构、产业结构、技术路径乃至生活方式的大变革。要达到这一战略目标，就必须破除长期形成的“高消耗 高排放 低成本”的体制惯性。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推进能源体制改革 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强化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等举措，在价格信号与制度安排上作深度调整，使得绿色低碳从“道义呼吁”演变为市场主体切身的成本考量和创新动力。这里，碳市场设计与绿色金融规则的优化，本质上都是体制改革在为战略定位开路。
改革如何更精准嵌入国家战略大局
当前，改革已跨过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阶段，更加强调战略性 体系性 关联性。要真正做到“体制改革清除障碍”，就必须避免改革碎片化、短期化的倾向，把改革嵌入总体国家安全观 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等战略框架中。一方面，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确定改革优先序 哪些领域是关系“卡脖子”风险的关键环节 哪些制度是制约要素流动的瓶颈 哪些规则是影响社会心理预期的关键变量 都要在战略层面给出明确判断。要形成跨层级 跨部门联动的改革推进机制 把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试点探索结合起来，让改革在实践中不断迭代优化，从“点突破”走向“面展开”“系统重构”。
体制改革还要直面深层次利益格局调整。前所未有的战略定位，往往包含着对既有发展方式的主动修正，必然触动固化利益与路径依赖。若改革仅停留在结构微调和程序改良，很难匹配国家战略的雄心。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安排形成稳定的改革激励 既要让敢于作为的干部有制度保障 也要通过公开透明的规则约束权力运行 用法治化方式固化改革成果。这样，战略定位就不再是少数人认知层面的共识，而是能通过制度化路径扩展为全社会的共同实践。
把握“稳与进”的辩证统一
在现实操作中，“前所未有”的战略定位与“清除障碍”的体制改革，还必须置于稳定大局之中去考量。稳是大局 进是方向 稳中求进是总要求 这意味着体制改革不能以破坏稳定为代价，也不能因为担忧风险而停滞不前。要通过科学设计改革节奏与顺序，做到在关键处“猛药去疴”，在敏感处“精准施策”，在基础处“久久为功”。
例如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，既要加快推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又要稳住外向型经济的基本盘；既要坚定推进金融体制改革，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。这里的关键，是在战略定位的框架内寻找改革与稳定的平衡点 用前瞻性改革化解潜在风险，用制度性安排锁定预期、增强韧性，使得发展在大局稳定中螺旋式上升。
性的深化 战略高度与改革深度的同频共振
综合来看，战略定位前所未有 与 体制改革清除障碍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命题，而是构成中国未来发展图景的“双支点”。前者扩展发展的想象空间，后者重塑实现路径的现实基础。只有在更高站位上谋划方向 在更深层面上清理障碍 才能真正将宏图愿景转化为可持续 可预期 可检验的现实成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谁能在战略高度与改革深度之间实现同频共振，谁就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。